为什么他们要离开中国？
据吕晓波最近有文章介绍说：一位长期居住在中国、娶了中国太太，有两个孩子，并在中国有自己成功生意的英国人MarkKitto在英文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为什么我要离开我热爱的中国？》的文章。文中，这个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通说，在中国学习工作居住了前后十多年后，中国的变化——虽然物质生活大大改善，但金钱腐蚀及其他一系列问题——让他最终决定要带全家离开中国回英国。像他这样热爱中国却要离开的洋人不止一个。
文章说：不光“永远无法成为中国人”的老外开始考虑离开中国，就是中国人自己也纷纷开始移民海外。这个现象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据胡润2011年对中国18个城市的千万富豪调查，有14%富豪目前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申请中，还有46%富豪正在考虑移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确，但至少它阐述了一个趋势，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的确在美国也会常常遇到国人，要么彻底“跑路”离开中国，要么先“两边下注”以防万一。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巨大变化。城市化、现代化使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不断增长，除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GDP去年达到5400美元（以购买力均价计算达8000美元），在180多个国家中排名第90位左右，恰好居中，至少不能算是贫困国家了。
然而与此同时，民众缺乏安全感和可预测性的感受反而加深。应该说，在改革开放头三十年里，中共与社会达成的一个契约是在稳定中把中国建成小康之国，实现现代化。这个契约在三十年里保证了*权的合法性和稳定发展。但是社会契约不是无限有效的。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就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发展—教育提高—中产阶级—民主要求”的“经济导致（民主）论”。受此理论影响，学者们结合几次民主浪潮不断深入，探讨了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关系的内在发生机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萨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了。他指出，历史经验表明，人均3000美元（90年代初的价值）到1万元之间是最容易发生民主化的“变迁区间”（transitionzone）。在此期间，旧的体制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各种要求，已有的社会契约开始失效，目前中国恰恰是进入了这个“变迁区间”。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走在这个路径上。
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发展，使不少人得益，整体国民生活水平比三十年前大有提高。同时在近年来开始出现利益分化、阶级分化，一方面贫富不均，一方面城市中产阶级在不断成长。原有的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制度机制，越来越受到各种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质疑甚至挑战。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不满，都认为*府对自己的照顾不够，不满越来越多。这不光是草根的弱势群体和城市中产阶级，甚至既得利益集团和富人们也对现有的社会契约越来越没有信心。对于前者来说，眼前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满，而表达不满的方式是个体和群体的上访、抗议。对于后者来说，最大的担忧莫过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表达没信心的一个方式是用脚投票——“跑路”。
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当你是个家财万贯的富人时，你就会担忧财富的安全，对未来的走向不确定。一个社会进入“变迁区间”的最大表现就是不确定性。这个时候，很多人想离开中国就不足为奇了。
Kitto这个长期在华的老外说他怀念80年代中期的中国，那时候他头一次到中国来，感到这个国家充满了乐观和对未来的企盼。的确，改革初期的中国虽然落后贫穷，但人们还没有被物质欲望完全俘虏，道德和价值观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苍白虚弱。另一方面，这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常见的结果：人们从对生活水准增量要求总会有一天变为增质要求。急剧变迁中的现代化社会里的精神生活质量和道德价值观总会经过一个从无到有，旧的弱化，新的形成的过程。今天的中国还处于价值观缺失的时期。
在调查为什么中国人想移民海外时，常常提到的还有孩子的教育。此外，涉及生活品质的环境污染、食品质量、交通拥堵等等的现代化副产品也使很多中国人和在华居住的外国人产生离念。
当代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日益融合的地球村。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已逾百年，外国人来华定居也不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移进移出都没有什么奇怪。但是，当前人们要离开中国这件事折射了中国社会正发生变迁这个重要背景，便不能轻视了。
看起来，吕晓波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意见也是有点道理的。
2012年8月27日星期一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