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育龄期妇女中患病率达到了3%-5%，而且病人中有1/3的比例不孕……对于生育期的女性，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后，我们会建议她尽早怀孕，这样可以让卵巢休息一年左右。”
假如你在网上搜寻“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消息，往往会看到以上这一段由某知名妇科医生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我的人生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被这个病所改变的。十多年前，我在病症爆发后迅速步入婚姻和育儿的阶段，如今第三个孩子已经一周岁。作为家庭主妇，除了偶尔翻译一些书稿，职业发展、社交、娱乐均无从谈起，我的社交生活常常退缩到底线，没有病痛、完整睡眠、吃饱喝足就好——而这在孩子年幼时都是奢望。
“你够幸运的！”去年回国做常规妇检，医生这样对我说。
那天医生翻完我的病历，一边做检查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她说，得这个病的年轻女孩越来越多了。有些人痛经几年都没有做B超检查，还以为是生理反应。有些人确诊了，却没有条件手术，没有条件做价格不菲的注射治疗。有些人寻医问药，想尽办法也无法怀孕。“你看你，生了三个！”医生说。
子孙兴旺一向是国人传统观念里的幸运。但这并不是我预想的人生。
一切要从11年前说起。年4月，在香港读研的我即将毕业，与拍拖六年的男友也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人生看起来算是称心如意。一个周日，广州的气温陡然上升，我和男友已经有两个月没见，那天为了见他，我特地穿了一条白底*花的短袖连衣裙。作为一枚标准的宅男，男友理想的约会是窝在家里看电影；而作为一枚热爱时髦的现代女性，我当然坚持要去市中心逛街吃饭。恋爱期的妥协属于男人，他特地问朋友借了一辆车来接我。但是刚来到市中心，剧烈的痛经忽然来袭，我去了洗手间，但我在里面几近晕厥。
“回家吧。”我说。
男友瞪着我，觉得我公主病又犯，我则生气他缺乏共情。两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平时我偶有痛经，但从未如此严重。我不知道的是，疼痛有丰富的层次，它之后将成为我平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个月定期光顾。当夜腹痛剧烈，如同有一只大手伸进体内，有时狠狠地把子宫揉成一团，有时又撕扯着它往下拽。在清凉的夜里，不时袭来的剧痛让我蜷缩成一团，止不住要尖叫，只能捂住嘴巴担心吵醒另一个房间的父母。而在每次剧痛的间歇，我大口呼吸着，汗水已经湿透了睡衣，却无力起床更换。我绝望地躺着，等着下一次剧痛的袭来。这一夜，我体会到了一种无法支配自己身体的感觉，心里充满了恐惧。
经期过后，我自医院问诊，想着看个医生开点药就好。以前但凡身体抱恙我都告诉妈妈。妈妈退休前职业是外科护士，多年来，她也一直是我的私人医生。然而我并不想她为此过度关心我，关心常常意味控制。结果，医院，我经历了三个多小时极富挑战性的看诊、指检和B超检查，接受陌生人对女性隐私部位的审视。最后我拿着B超诊断单回到挤满病人的诊室，因为人太多，最后还是投降回家，让妈妈帮我看看结果。
“双侧子宫包块……双侧输卵管堵塞……盆腔积液……子宫内膜异位症？”妈妈坐在窗边，戴着老花镜，拿着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B超诊断单一字一顿往下读，每读到一个我听不懂的医学名词，就冷冷地看我一眼，仿佛法官宣判罪行。
我对着窗台而坐，与对面人家窗台上的大白猫大眼瞪小眼。那是一只很颓废的猫，终日趴在窗台不动，任凭主人叫破嗓子也不回。
我顾不得计较妈妈的语气。她每读一个我听不懂的术语，我的不安就扩散一点。大白猫神情严肃，蓝眼睛露出不祥之光。
“你这……你这生不了孩子的啊！”读完了，妈妈把诊断单往桌上一放，痛心地说。
“怎么，怎么忽然这么严重……什么症，是什么意思……”如同法庭上坚信自己无辜却被判刑的犯人，我不知道该怎么为自己辩护。
妈妈并不理会我，她拿出电话簿自言自语：“调到妇产科那个护士姓啥来着，哦，对小刘，叫小刘帮忙约她们科的专家看看……”
妈妈转身打电话去了，留下并没有得到解释的慌张的我。
“看什么看！”我朝大白猫吼了一声。它看看我，换了个姿势继续趴着，对人类的喜怒无常不为所动。我在恐惧、委屈与愤怒中回到房间，拿出手机打通男友的电话。
上次吵架后我们互不理睬。但此刻顾不上*气，我想找个人说说。
“医院回来，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我带着哭腔说。
“什么坏消息？怎么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紧张。
“我照了B超，诊断怀疑是子宫内膜异位症。”
“吓我一跳，还以为你怀孕了。”他的声音明显轻松了下来：“你刚说的什么？什么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我也不清楚是什么。看我妈的神色好像很严重——她马上约医生去了。”
“不清楚你哭啥呀？别胡思乱想，跟着你妈去看医生，等诊断结果出来，该吃药就吃药，该打针就打针。”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种病呢？就只是痛经……”
“我要进去开会了，刚才以为你有急事，开着会跑出来的。”他打断我说：“你自己查一下，我又不知道，晚上再聊吧。”
上网打开维基百科，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解释，是指“本当存在于子宫内的内膜组织，却在子宫其他地方生长，主要的症状有盆腔疼痛及不孕。”妈妈联系的医生告诉我，这个病所带来的疼痛感因人而异，有人需要长期服用止痛药，有少数人则毫无痛感。根据医生诊断，我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比较严重，发展成双侧都有巧克力囊肿。
“先打针吃药，保守治疗一段时间，看能不能把包块消除。”医生说。
“不能消除呢？”我问。
“那就要手术呀。”妈妈接过话。
在得病之前，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独立而强大的现代女性”。大学毕业后，我在国内一所一线重点中学任教，兼任文学社指导老师。这是父母那一辈的人眼中特别适合女性的职业，我爸妈自然很高兴，觉得我给他们争气。据说教师这个职业也让女性在择偶市场大受欢迎，而男友家人确实对我这份适合相夫教子的稳定工作很满意。但我自己并不满足于从校园到校园的生活，如同每一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念叨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工作第三年，我辞了职，自费来到香港读研。那段日子好不快活。在俯瞰维港的山顶图书馆读书写作，旁听北岛老师的诗歌写作课，和一起赶论文的同学畅聊人生，课余循着地图用脚丈量香港的土地，沉迷于它中西结合的独特风情。临近毕业，因为入过职场，我并不像其他同学急于找工作，反而抓紧时间享受这段重回校园的日子，一边积极参与文学比赛和诗社活动，一边和朋友们筹备去台湾的毕业旅行，还跟系里的教授一起为毕业晚宴的节目排练。我非常喜欢香港这座拓宽了我的思想维度与人生体验的城市，打定主意要留下来。
然而疾病来袭，打碎了我“独立而强大”的幻象。
爸爸说首先要回广州治病，毕业后不要再留在香港找工作。妈妈说需要静养，毕业旅行和节目排演都应取消。男友说关系到生孩子的问题要尽快治疗。
至亲们都来告诉我怎么做，但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得这个病？为什么是我？
生病成了我的原罪，没有可以归咎的病因，但我是那个为此受罚的人。这个病症成因复杂，医学界尚无定论。只是尖锐得让人呼吸困难、眼前发黑的疼痛，从此每个月准时袭来。
不是经期的日子，几乎每天早上都会腹泻，没有预兆的，小腹会忽然抽痛，仿佛有人在我体内抽了一鞭。这些不适相比起经期的剧痛不算什么，但心理上给我造成了特别大的压力，时刻提醒我那种令人恐惧的疼痛在准备进攻，每个月临近经期的日子都像是在等待定时炸弹爆炸。保守治疗进展缓慢，也许需要手术的阴影徘徊不去。我联想到“恶化”、“死亡”这些不详的字眼。病痛及其所代表的的对死亡的恐惧，瓦解了我的主见。我放弃了工作以来的独立，退缩回那个需要父母操心的孩子，听任父母埋怨我的裙子穿得短，四季吃雪糕，熬夜做兼职和去夜店，睡榻榻米染上湿气……每一项他们向来不同意我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我神秘莫测的病因之一，而我因为对病痛的恐惧而不再反抗，乖乖地提早从香港搬回广州。
就这样听任父母安排了我的生活。只有一次，我对父亲发了脾气。那是确诊后的第二个月，晚饭过后，妈妈有事外出，爸爸在客厅看电视，我正要回房间，爸爸叫住了我。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要太多了拿不回来，我找辆车去香港接你。”
这是催促我回来的信号。
“收好了，拿回来一些了。有同学送我去坐直通车，不用接。”
“毕业的事情都差不多了吧？”
“不演出，不面试，不去毕业旅行——毕业典礼完了就回来，我知道了。”
“这就好，这就好。”爸爸踌躇了一下，清了清嗓子，然后他说了很长的一段话，中心思想是“你在香港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以及”和男友要注意性生活的节制”。他说的时候一直没有看我，说完才瞥我一眼说：“这也是你妈妈的意见。”
我半晌没动。最后反应，冲回房间，摔上房门，把书柜上的书扫落一地。我对爱情专一，性生活传统，但这都不是重点。借由疾病干涉我人生的选择，我已经逆来顺受；再借此对我的私生活指手画脚，我感到失去尊严。
4月末确诊开始，我大半时间留在广州接受治疗。6月初最后一趟回香港。毕业晚宴上，教授眼含泪花地向我们举杯：“此刻终将分别……”他唱了两首歌，因为我这个钢琴伴奏临时变卦，伴奏是录音的乐曲。离开香港的那天，三个好朋友友一路相送，最后干脆上了直通车，把我送回了广州的家。随后她们去了台湾，寄来在垦丁花田里衣裙飘扬的照片。搬回广州的我收到邮件，得知自己获得了香港青年文学奖的一个奖项，主办方邀请我前去领奖，最后我并没有去。
错过就错过了，遗憾是一生的。平凡如我，病痛之下，对人生的期望降至“健康地生存”。“生活的体验”、“精神的追求”退居二线。听从父母的建议，不用为此背负人生的责任，是最便捷而轻松的决定。
6月末，我和即将赴美读研的男友在广州领了结婚证。在我生病之前，我们就开始筹备结婚事宜，却因种种琐事吵架不断，两个人对今后是否能够共同生活产生了怀疑。我确诊后，男友收到了心仪学校的录取通知，事情就变得微妙起来。双方父母和认识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催促我们尽快完婚，男友背负着道德压力，必须在赴美之前给生病的我一个交代；我在主动丢失香港的前途之后，也把爱情当成了一根救命稻草。两个人就糊涂地结了婚。
如今11年已过去。我问自己，真的必须如此吗？对于一个实际上并不会对生命产生威胁的病，一个死亡率很低的病症，真的必须妥协得如此彻底吗？说到底人生的选择不能怪任何人。“独立而强大”，那是岁月静好时的幻象；一旦病痛撕去了虚伪的外衣，我只是那个被父母保护得太好的孩子。
人的记忆很奇怪。得病至今12年，我对与父母那两场谈话记忆犹新，对去上海手术前那半年的治疗却非常模糊。唯有一件事记得清楚，就是第一次去打针。那一支进口针需要大元，我每半个月需要打一次。因为自费读研，我早花光了工作的积蓄，对花父母的钱治病心怀内疚。医院二楼的一个临时注射室，我推门进去，随后一群阿姨辈的女性蜂拥而入。注射室临街的窗口大开，下面行人不断。我天真地以为护士会关窗并把后面的人请到外面排队。然而重视效率的护士直接叫了我的名字，并训斥我“愣着干嘛”。众目睽睽下脱裤子的我，不知该背对窗户还是背对人群。针扎下去的时候并不很痛，但我没憋住眼泪。起身时，半边屁股和腿是麻的，我挣扎着把裤子拉上去，排在第二位的人已经迫不及待推开我坐到了椅子上。
保守治疗的半年里，我对病情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慢慢学会了与疼痛的相处。这基本不是一个凶险的的病症，而是一个反复发作的慢性病。我尽量不去想生病这件事，平日偶尔的抽痛和腹泻，忍忍也就过去了。半年的保守疗法让我的病情得到控制，经期的痛感减轻至可控范围。B超检查却显示，囊肿虽然缩小却无法消除，医生建议尽快手术。
年10月末，我在妈妈的陪同下医院。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是妈妈曾共识的旧交，后来她随丈夫调动到上海工作，我儿时也常与这位H姓阿姨见面。从妈妈那儿听说了我的病，她就力主我去上海，说会亲自为我操刀。
得知需要手术后，心情反而轻松平静。我期待着术后的人生走回正轨，重新由自己掌控命运。手术安排在入院第五天，之前是例行的各项检查。H姓阿姨把我叫去做指检，我走到看诊室里的帘布后，不等她吩咐，熟练地脱掉裤子躺上手术床，两脚架在床后两边的脚蹬上。经过这半年的训练，我已经由第一次入检查室的面红耳赤，成长为默契配合的合格病人。
阿姨边和我聊天边戴手套。她俯下身，留意到我的两只手在胸前紧握，疑惑地问：“你的手在干嘛？”她说。“我，我怕痛。”我不好意思地说。在过往的指检中，我总是用一只手掐住自己的另一只手，借此转移手指猛然侵入的疼痛感。犹医院检查痛经，没有指检的经验，医生手指侵入时，我整个人像鲤鱼打挺一样从床上翻起，被医生厉声呵斥“躺好”；而她的两根手指就像在从沙发底下往外掏滚落的东西，经由阴道在小腹来回摸索，检查完后我痛得蜷缩成一团，久久坐不起来。
“放松点儿，越紧张越痛。”她拍拍我的腿，唤着我的小名说：”我尽量轻一点儿。”
她俯下身，把两根手指缓缓送进，边问我的感受边小心翼翼地摸索，所费时间是我以往每次检查的至少一倍。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指检也并没有多么可怕，疼痛完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我很庆幸我在她眼里是个具体的人，而不只是一个需要医治的对象。
周五手术，周四一早来了两个文件——《麻醉知情同意书》和《手术知情同意书》，需要我和陪同家属术前签字。我读研时在法律翻译课上养成的习惯，签名的文件都要由头至尾通读。尽管妈妈阻拦，我还是坐在病床上仔细看完，看到一个“概不负责”心里就“咯噔”一下，不知咯噔了多少下。做过全麻手术的人都明白，这两份文件要认真看完，就会感觉自己仿佛待宰的羔羊。
签了字，我还想翻回去把那些“概不负责”再看看，坐在床边的妈妈一把夺下文件，一边看我一边笑着说：“有啥好看的，你妈我一辈子上手术台，我负责地告诉你，里面说的意外概率低极了，跟你上街被楼上的花盆砸到头一样低。”
我看着故作轻松的妈妈，发现她的褐色毛线外套扣错了纽扣。妈妈是个爱整洁的人，在我印象中她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我想起来，她的这件外套来上海以后就没换过。恐怕她也没照过镜子，或者照镜子时并没有认真看过自己，否则她应该会用夹子夹起快垂到眼睛的那一绺白发，露出锁成川字的眉头。
我没说话，指指妈妈外套上的纽扣。妈妈低头一瞧，摇摇头：“早上出去取早餐也没发现，真闹笑话。”说罢就要放下文件腾出手来弄外套。我凑过去，一颗一颗地把她扣错的纽扣解开，又一颗接一颗地扣回去。手里在动，我低着头，没有看她：“万一——我是说万一——没有了我，也请你好好地活下去。”
妈妈的手摸摸我的头，又落在我的肩膀上，我还是没有抬头。“妈妈在手术台上见惯了生死，很坦然。但是你能这么想，妈妈很骄傲。”
晚上，我听着隔壁床的阿姨响起了鼾声。靠墙那张折叠床时不时“吱”地一声轻响。我马上明白陪床的妈妈也睡不着。但我们都默契地假装入睡。
我保持着同一个姿势侧躺，正对着上方打开的窗户。妇科这一层病房，为防止病人跳楼轻生，所有窗户外都加建了铁栅栏焊死，只留上面一点儿透气。我就透过窗户上那窄窄的空间，看着月亮慢慢地在黑色的天幕上走。有多少人曾睡在我睡的这张床上，在决定命运之前的那个晚上，这样清醒地看着同一个月亮呢？
周五早上8：30。当天第一台手术。术前八小时就开始不吃不喝，到早上，妈妈拿小纸杯装了温水，让我湿湿干裂的嘴唇。隔壁床的阿姨不去拿早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住地搓着两手，仿佛要手术的人是她。7点多，推手术床的男护士来了。我穿着一件背后敞开的手术罩袍，底下按要求什么也没穿，躺到手术床上。男护士往我身上盖了一层厚厚的被子，但我仍感觉冷，脚像冰块。
阿姨走过来给我加油，妈妈反而安慰她：“哎呀有啥紧张的，她全麻的手术，睡一觉，一会儿就出来了。”
男护士推着我的手术床往门外走，穿过走廊，准备领早餐的病友们都探头出来看。我在众人的目送中一路远去，感觉像是拍电影，特别不真实。妈妈一路跟着走，问我她今天换的红毛衣好不好看，问我手术完想吃哪种粥。一路走到电梯间，护士说：“阿姨，我们直接上手术室了，您不能跟着来了，你就放心吧。”
“我知道呀，小伙子，我没退休前跟你一样是护士呢，我也上去，我也跟家属说这话。”
妈妈笑着，站在电梯外，看着他把我推进电梯。
那位护士在电梯间按着开门键和妈妈聊了两句。他仿佛还低下头说了一句大概是鼓励我的话，但是我完全听不进去。我只看着还注视着我的笑着的妈妈，看着电梯门在我面前一点一点缓缓地合上，直到完全看不见她，缓缓上升的电梯发出低沉的轰鸣，顶部的银白灯光晃得我心慌。无来由想起《红楼梦》那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可是我牵挂的那么多，我赤条条地哪儿也不想走。
手术顺利。肩膀一阵酸麻过后，我就睡了过去，再醒来时是从手术床上被两个护士一起抬回病床上。妈妈告诉我，取出的巧克力囊肿做过化验，不是恶性的。我的下半身没有知觉，头有些晕，除此之外一切正常。护士来给我换导尿管的时候，已经在美国上课的丈夫打电话来了。他是负债去读的书，压力很大，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要手术的事情。
接了电话，听见他的声音，我的眼泪簌簌地落，一句话说不出来，只把手机塞给妈妈。妈妈接过手机跟他从头解释，隔壁床的阿姨走过来，把她的手伸进被单，紧紧地握我的手：“没事了，都过去了……手术成功了，多好，你恢复了，就去美国，你们生个孩子，多幸福的一家人。”
在赴上海手术前，我短暂工作了两个多月。6月从香港回到广州，7月送走赴美的先生，我的生活忽然空落了。正好有一家本地报社在招文化版面的采编，我就去了应聘，通过了笔试和面试。然而主编却在入职大会上告知“全部新人要轮岗至少一年”，我被安排在了需要24小时待命的突发新闻部。
爸妈和先生都反对我入职。他们觉得我做一份比本科薪水还要低的工作是“瞎胡闹”。他们叫我安心在家养病，可是一个病人最不希望就是以“病”为生活的核心。这份充满挑战性的工作重燃了我的热情。在36摄氏度高温的夏天，我吃着止痛药走在抢劫、跳楼、车祸、溺水乃至凶杀案的现场，学习最基本的采访和写稿要领，重新做一个职场的新人。
那时，我的发稿量在同期见习记者中数一数二。我原本的打算是手术完回去，然而父母与先生强烈反对。“你也体验够了，对自己人生负责，见好就收吧。”先生说。最终让我妥协的是医生的意见。当我问医生H，我能不能回去继续这份工作时，她看着我的眼睛说：“你觉得呢？你妈妈为你操的心，还不够么？”
“这些话作为医生我可以不说，但是作为看着你长大的阿姨我要说。一份压力这么大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婚育年龄是这个病的高危期，想要不复发，最好就是不来月经，当然你可以长期吃避孕药。我的建议，你也结婚了，赶快生孩子——这对你最好。”
从上海出院回广州，我还很虚弱，出门走路需要人搀扶。我辞了职，却没有勇气去报社领回个人物品，怕看见大家的眼神，嘲笑我这样的逃兵，最后还是朋友替我跑了一趟。
术后恢复的这段日子情绪很低落。我原以为完成手术从此就与这个病划清界限，医生的话才让我意识到日后还要跟它长期作斗争。我厌恶生病，也厌恶自己。每天我就在床上半躺着，和依旧窝在对面窗台上的大白猫对视无言。
爸妈都担心我的状态，这时先生从美国打电话来，建议我赴美陪读。“我们结婚了，两个人应该在一起。你不是也考虑过读文学博士么？过来以后可以边养病，边准备考试。”他说。父母早有此意，催促我早日成行。我对“陪读”的身份有些抗拒，觉得从此成了他人的附属品。妈妈说：“陪读有什么？你不是喜欢体验生活么，去美国体验一下多好！”
年12月，我来到了先生身边。那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宁静的小城，正值隆冬腊月，大雪纷飞，气温常降至零下。
作为南方人的我没有见过这般景致，兴奋地跟着先生参与了许多当地新年的活动。来年2月，剧烈的痛经在一个半夜复发了。那天夜里特别冷，为了省钱，我们盖着厚厚的被子，并没有开暖气。那种熟悉的疼痛袭来时，我捂着嘴巴，尽量不发出声音，担心吵醒第二天有考试的先生。我在黑暗里睁着眼艰难地呼吸，注视着嘴里呼出的白气，疼痛有了寒冷的助攻格外强烈，很快我招架不住，终于把先生吵醒了。
凌晨两点，医院的急诊室。半夜的急诊室里目测危重的病号不少。一个人进来时手臂血流如注，一个躺在手术床上的老人戴着氧气面罩。护士来询问了我的症状，给我接上心电监测仪，接下来就是等待。
在单调的“滴滴”声中，先生沉默地看着他的课本，我在疼痛之间，看着护士在病人之间小跑着忙碌，我们在急诊室里等了三个小时，值班医生查不出病因，只给我开了止痛药，建议我再去看妇科。看诊结束后，我被告知虽然有保险，但急诊室的费用有部分需要自己支付。先生沉着脸支付了美元。
走出急诊室时天已微明，我们两个人默默地走去取车，此医院停车场一个人也没有。低低的云层很厚，感觉阳光冲不出重围。我希望先生说点什么，就像以前妈妈陪我看诊出来时，总是假装兴致高涨地和我聊天一样。但直到上车他也没跟我说话，只是自己嘟囔了一句：“美金开个止痛药，看不看病有什么区别？”
我决定一边申请文学博士，一边备孕。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孩子的人，曾经很不屑于适龄结婚、婚后生育的传统观念。然而病痛和证明家庭美满的虚荣心一同打败了我。如同当初轻率结婚一样，就在对养育孩子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我开始备孕。
心仪的大学面试过后就没有消息，怀孕却出乎意料地顺利。忙打电话回国向父母报喜，没想到三个月的孕检，医生就告诉我孩子没了心跳，需要做流产手术。出了产检室，我瘫倒在先生怀里大哭。一个工作人员推着清洁车走过，默默从车上的纸巾盒里抽出几张纸巾，递给我。他是如此镇定和自然，让我疑心这是产检室每天都上演的悲伤，那是他早就为此准备好的纸巾盒。
为了减轻压力，我主动放弃了考博。这一次的备孕远没有上一次顺利，我按照妇科医生的体温记录表每日记录体温，以确定卵子准确到来的时间，增加怀孕几率，但一直没有奏效。痛经的状况和我与丈夫的关系一样，时好时坏。这段日子我开始每周去教堂，研读《圣经》，独自参加了一次为期一周的华人基督徒夏令营。我最终没有把自己托付给神，但在它哪里找到一些慰藉。在教堂里，乐音回荡，跟着唱诗班唱“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心里就有久违的安宁。那个“为什么是我得病”的念头，可以暂时远离。
这些年来，因为得病，我还收获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秘密。不明原因的不孕，自主或被动的流产，一夜情后的性病……闺蜜找我倾诉，原本不相熟的女性朋友找我咨询。也许“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病听上去足够隐私，她们也就足够放心地把她们的隐私托付给我。我常常讶异，许多“独立的现代女性”实际上如我当初一样，对妇科病一无所知。我尽可能地分享我的经历，同时也知道，很多时候，并没有什么感同身受。在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劫难面前，每一个她，都要自己作出选择，自己去战斗。
年2月，流产近一年以后，我终于成功怀孕，同年生育了第一个孩子。此后先生毕业，获得一份需要长期出差的高薪工作，从此养育孩子的任务基本上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避免疾病复发”又是“多子多福”这种传统观念的最佳借口，步步妥协之下，转眼间我的第三个孩子已经一岁。去年孩子出生，母乳喂养至三个月，我就有了月经来潮。我的抽屉里重新准备了止痛药，妇科检查也提上了日程，我也准备好了也许还要与疼痛相处。
“后悔吗？”三个孩子入睡，我终于有了一点儿个人时间，这个问题就会萦绕心头。我不敢细想，也不能回头。讨论过去的选择是多么容易，可是岁月不会等待，人生也只有单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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